尽管公民的很多权利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有规定，但这些规定由于缺乏现实操作性，因此使得公民权处于一种相对的静止状态。
然而，奇特的是，在法律虚无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这两个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居然还产生了两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但与此同时，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是：在建国近60年的历史中，我国竟然先后颁布了4部宪法和31条宪法修正案，即使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这一极为特殊的年代和极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还颁布了两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立法工作的根据。[6]1.参见《中国宪政网》，韩大元、胡锦光2003年4月3、12日访问许崇德：《新中国宪法学的创建与发展》。具体来说，这一理论或学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中讲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有46篇。具有学术性的文章仅102篇，其中，论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一类的文章就有67篇。
——摘自：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495页。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四人帮已被批判，整个国家正处于亟需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走出来的拨乱反正时期的前夜。（四）权与权相冲突例四：派出所（甲）以自己的名义对公民（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如果乙向海淀区政府申请复议，之后他对复议决定不服时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作被告，而且这样导致海淀区工商局在行政监督的层级体系中被跨越，其监督权力与责任被虚化。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以最大化权利救济为补充适用规则在前文例三中，工商所（甲）仅仅具备名义一个要素，依据现行的有关规定它不是行政主体。也就是说，对于超越授权种类和幅度范围的行政行为，被授权组织仍然要承担法定的责任。
吕友臣：《行政主体理论评析》，载《研究生法学》1998年第2期。（三）权与名相分离例三：工商所（甲）以自己名义对公民（乙）的违反治安的行为罚款300元。
而依据《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1款的规定，甲具备了职权和名义两个要素，有无责任这一要素却不明确，似乎也难以确定是否为行政主体。[6]参见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三、我国行政主体构成要素的关系协调现行的研究似乎普遍认同，权、名、责之间的不统一性所带来的现实张力已经很难在行政主体的内在结构中予以协调。另一方面是行政主体并非真正独立的赔偿主体。
[10]就行政主体的名而言，一般是依据署名的机关来确定。此后则扩展到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来确定。张树义：《行政主体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出处:《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关键词: 行政主体/内在结构/权责一致/权利保护 关键词: 行政主体/内在结构/权责一致/权利保护 关键词: 行政主体/内在结构/权责一致/权利保护 进入专题： 行政主体 。
在目前阶段，我国行政主体固有职权的范围一般依据宪法、行政组织法和各级政府的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制）来确定。苏尚云：《行政主体理论存在的问题探析》，载《求实》2001年第1期。
[23]在这些情形下，公民的权利救济走入了困境，有侵害却无救济。可见司法解释认同超出法定授权范围时其权力行为仍归属于派出机构。
在这一规定中，上级行政机关和下级行政机关都享有法定的职权，也就都具有独立的责任，此时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完全取决于第三个要素名义。[9]参见任进：《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若干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10]《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3款规定：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关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24]《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1款规定：（二）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就行政主体的责而言，应当是以该机构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职权来确定。我国行政主体授予职权的确定依据则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二） 权、名与责相分离例二：市政府（甲）依据本市三定方案组建某一机构（乙）并赋予其一定职能，而乙的这些职能并无法律、法规或规章来授权。既然中外行政主体理论产生的原因不同（即图不同）、目的不同（即骥也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即发展方向不同），又凭什么说孰优孰劣呢？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我国行政主体是借用了法国行政学上概念，但有名无实。
如《行政诉讼解释》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22]笔者认为，在我国分权体制尚未真正建立之前，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截然独立实际上意味着行政主体理论在我国的全面破产。
我国行政主体的内在结构包含职权、名义与责任三个基本要素，它们之间分离与冲突的情形多样存在，对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形成重大挑战。之后才有了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
依据权责一致规则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我国行政机关职权的法定化，促使行政机关的三定方案的法制化。但这些分离与冲突无疑对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建构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成为行政主体内在结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必须予以协调缓和的一种现实张力。关保英：《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也就是说，要界定一个组织是否是行政主体，一般必须符合这三个要件，即权、名、责三者相统一。
二、 权、名、责的分离与冲突 从理论上来说，要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必须同时具备权、名、责三个构成要素。[21]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1条。
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所以，我们只能先认同行政主体的独立责任不包括独立的财政责任（如国家赔偿经费的负担），而是将行政主体等同于与复议的被申请人和诉讼的被告，并在这种意义上强调行政主体的权责一致性。
因为，国外的行政主体的确定基本上以分权为前提，而我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缺乏一种真正的财政分权。依据现行有关规定， 在这种情形下，甲是一个行政主体，乙显然不是行政主体。
即国务院于1994年1月5日下发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列入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序列的通知》。因此，依据逻辑，可以将权、名、责三者的制度功能予以排序：即，责权名。另外，之前的行政主体研究关注于行政主体动态的外部变化，主要集中于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的职能转换、机关间的职能配置、行政主体的类型和相应的责任等问题。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此时，尽管它不完全具备三个要素，也应当在法制建构中赋予其一种行政主体资格。具体来看，我国的行政法制构建与实践中已经包含如下三个基本规则：（一）以权责一致为一般解释规则在前文例二中，如果乙行使的职权获得了地方政府规章的授权，而非依据三定方案，则认为其具有了独立的责任能力，自然是行政主体。
然而，在实践中如何确定一个行政组织是否具有权、名、责却一直存在诸多的困难。这一点在根本上决定了反思性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法制中包含的基本规则对于协调与处理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完善行政主体理论，促进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因而，我国在引入法国行政主体概念的时候，着重强调行政主体享有权力并因此独立地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一内涵。